1986年7月1日，九年制义务教育正式施行。三年之后，1989年，八岁那年，我上了小学。

学校的名字叫“杨武小学”。杨是指大小杨家两个村，武是指武家村。这个小学是一所典型的村小 - 只有三个年级，两个老师，并且他俩是两口子。这种夫妻店式的师资构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师资问题的主要手段。学校建在大小杨家村之间的一条通往海边的主干道旁，路两边是高高的白杨和埂陇分明的麦田。2001年，我到北京读大学，02年暑假回家时发现它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仓库。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教育改革就这样让它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我的启蒙老师姓滕，是两口子里的妻子。我入学的时候，她已经60多岁了，跟我祖母岁数差不多，住在小杨家村。学校就在这个村子，三个年级加起来可能也只有20几个学生 - 这就是某个基本国策的结果了。滕老师是个很有趣的老太太。现在想起来，她的教育方式应该算是现在最流行的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了。

滕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父母的启蒙老师。在上一代的家长会中，她与祖母成了很好的朋友。有时候我会想象那个场景：曾经的学生作为家长出现在家长会上，去面对同一个老师。很想知道父母当时是什么心情。18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也经常看着他想，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的父亲在他的小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

每年暑假她都会到我家来跟祖母打麻将。三缺一的情况太常见了 - 毕竟适龄老太太的数量不太多。因此，我被家庭权威和学校权威共同逼上麻将桌，成为他们的牌搭子。我相信开始她们只是不想多码牌而已。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我会有挺大的影响。

当时有一种很好吃的冷饮叫“冰砖”。村里的小卖部有卖，但很贵，在一根冰棍五分钱的年代，它卖4毛钱。我家自然不是富裕的家庭，这种冷饮中的奢侈品还是不太敢尝试的。

成为牌搭子之后，转机出现了。原本我只是一个重复洗牌、码牌、摸牌、打牌的工具人，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老太太们玩的是带彩头的：推倒胡一分，自摸两分。一年级的我做了一个单位换算、一个乘法、一个除法之后，得出了最少十局之内我就可以凑够四毛钱去买冰砖吃了的结论。于是，我用零花钱作为启动资金试图去实现冰砖自由。老太太们玩是以娱乐为主，而我可是有目标的 - 就这样完成了从工具人到使用工具的人的转变。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 OKR。

为了赢，我开始去认真琢磨麻将这门科学，先是意识到需要消除非对称博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记牌），然后用专家知识规则剪枝来优化搜索算法（算牌），最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化攻击获取关键信息（察言观色）。很快，从一天都凑不够，到可以在一小时内轻松搞定。一年级的暑假就这样痛快地在冰砖自由中过去了。

到了二年级的时候，老太太们意识到了她们是花时薪四毛请了一个牌搭子之后，就不带我了。一位耳背眼花的老年老太太取代了我的位置。

但自此以后，我好像是有了超能力。只要是有利害关系的考试（升学、奖学金），我都是在自己敢去想的范围内的第一名。简单的说，指哪儿打哪儿的能力。这个能力在2001年达到它的巅峰，帮助我来到一个神聚集的地方之后就消失了。与其说这种超能力是源于智商，我更愿意相信是 OKR 的力量。滕老师对我最大的启蒙并不是加减乘除，而是为什么要加减乘除。同时，她又适时决断，消除了我成为一个赌棍的可能性。

“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还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最近，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你为什么做教育？”。这，便是我的答案的起点。